大姐夫说春姐在母亲的船厂运输班里做过，故此认识母亲。巧在春姐的妹妹是他的前妻，有一个日本母亲。1953年政府下令驱逐在重庆的日本人。春姐他们住在中学街，一共三姐妹，父亲原是个教书匠，一家子和日本母亲生离死别，三个小女孩和一个大男人拉着日本女人不放，不让公安人员带她走，人人看了都掉泪。1973年政府和日本恢复友好关系后，日本母亲要把三个女儿办出国，大姐夫那时与她的妹妹婚姻关系破裂，离婚了。可是两个姐姐一直与他关系不错。后来其中一个姐姐——春姐回国发展，在重庆城中心两路口开了一家日本料理。重庆人不喜欢日本调料，开一家倒一家，可春姐这家，经营得当，又增加一些重庆人喜欢的菜品，生意倒是跟得走。她听大姐夫讲，他的丈母娘去世，就赶来送丧，顺便想看看我。
“六妹呀，小时你特别喜欢我，只要我一人背你，连你妈都不要。”春姐回忆道。
我说，“有点印象。”
春姐看着我，眼睛湿透，她坐得离我很近，身上有股很好闻的味，和母亲身上的味道很像。那是母亲未老前的气味。小时我想她背我，有可能就是她身上有这股母亲的味道。
和尚们念完《地藏经》，开始念《金刚经》。
我听着那奇特的声音，感觉胸口没先前那么堵塞得慌。感觉有光照耀过来，那些光中有个踩高跷的人，头戴着曼陀罗花冠，朝我走来，向我低眉注视。
“时辰到了！”大肚猫的声音响起来。
我倾身往下看，三哥在对管事的和尚说着什么事。和尚们纷纷躬身退出院坝和院外石阶，双手合拢，说“阿弥陀佛”！
三哥五哥还有幺舅也双手合十，向他们致礼。
做道场的和尚离开后，姐姐们议论开来。五嫂说，奇怪，和尚念经时，她的腿一点也不酸痛，背脊也如此，像有股气穿透全身，舌头有股甜味在奔涌。二姐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小姐姐有些心不在焉，她低着头在发手机信息。
大姐夫说，这次他开眼，整个南岸区恐怕只有母亲才有和尚念经这种高待遇，母亲的亡灵，不管生前遭了多少罪，都会得到神灵保佑，得到超度。
他后悔他的父亲死时没这么做，就是倾家荡产也该做，也是对后人好。他的迷信比大姐还强。春姐说，日本人最迷信，从前家里死了人都要请庙里的和尚来，现在丧事从简，可讲究的人家也不会少了这做道场一桩。
大姐听了不太高兴，碍于有春姐在，没有发作。春姐说是要去楼下给母亲烧香，我们朝下走时，听见大姐在和大姐夫说，“你和她说不说？”大姐夫好像是含糊拒绝。
春姐跪在母亲灵柩前，给母亲烧了三炷香，又烧了一些纸钱。
我们下到院子大坝时，大姐也跟来了。春姐给母亲叩头，握着三束香，做完这些，她把一个红包交给我。我谢谢她，把红包交给三哥。
大姐挽着春姐的胳臂，说，女儿小米想见见她，说着把小米叫到跟前来。大姐夫也跟了下来，岔开大姐，对我说，“六妹，那你陪陪春姐吧。”
春姐想到以前住的中学街旧居看看。
没几分钟，我们来到中学街，她凭着记忆走到杂货铺店上边一幢木结构的房子前。锁着门，楼上两个窗开着，用一根铁丝相连，挂着大人小孩子的衣服。打听杂货铺的店员，店员说那儿住着一家三代，楼下住着老两口，楼上住了小两口。听见我们说话，好几个邻居从屋里出来，去问那店员我们打听什么。即使上了年纪的邻居，没一人认出春姐是谁，只是好奇地看着这个会打扮的女人。
当我问到春姐与母亲在船厂相处的那些日子时，她倒很愿意说旧事。
春姐下乡当知青，得肺炎后得以回重庆。病好后好不容易得到船厂的临时工作，那是1972年初，她在母亲那个运输班子当抬工，也把她分到母亲的宿舍里。
她拿着钥匙，提着铺盖卷进屋，不到一分钟，从对面放下蚊帐的床上蹦出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对着她就打，把她的铺盖卷扔到楼下地坝里。她吓坏了，抱着自己的头。母亲进门阻止，并让她去找房产科重新定房间。她后来被安排在同层楼另一间宿舍里，和其他三个女工一起住。
她们说，那个岳芸是个神经病，不和任何人说话。谁也不敢住她那间房，谁进去谁都会被打出来。
只有母亲一人例外。
母亲在那些女工心里成了一个神秘的人，不仅能与疯子相处，还有大大的坏名声。不过母亲对春姐很照顾，特别是春姐说以前就住在中学街，是那位日本人的女儿时，母亲对她更是亲三分。从母亲那儿得知，母亲住进那宿舍时，岳芸是个大学生，长相平平，不过对人有礼貌。岳芸开始谈恋爱，都要谈婚论嫁时，男方突然对她说，家里不同意。岳芸非常伤心，再也不理男人，也不理睬母亲，把自己封闭起来。很快“文革”就开始了，岳芸非常忙，写大字报，参加辩论，她像一条恶狗，什么人都要咬，厂领导上了她大字报，母亲也上了她的大字报。母亲是被镇压的前重庆袍哥头子的婆娘的背景，不知她从何得来，她把母亲反对大姐下乡的事也抖了出来，母亲生了私生女的事也一并抖了。厂里的头头被批斗时，母亲也被拉来陪斗，被当众剪阴阳头，母亲不让，还被打破了头。
母亲回到宿舍里，岳芸对母亲一点也不放松革命，要母亲单独给她背书，检讨，稍不对劲，她就对母亲进行体罚，让母亲饿饭。
岳芸成了船厂造反派的小头目，锋芒毕露。也许太冒尖了，有人揭发她父亲1949年共产党解放重庆时，逃到台湾。她马上被抓起来，成了反革命的子女被批斗。岳芸的父亲是多大的国民党官，啥时跑了台湾，她不知道，从小母亲告诉她父亲死了，现在有了这反革命的父亲，她想不通，从五层楼上跳下去，想结束生命，却落到农田的地上。人没死也没伤，脑袋不好使了。那段时间母亲天天给躺在床上的岳芸打饭，照顾她。半个月后，岳芸起床，除了上班标明长江水位，就在宿舍里埋头写上诉材料，有时请事假说是到省里上访去了。
在我十八岁那年想考大学时，母亲说过岳芸，说岳芸是大学生，命很惨。我不认识岳芸，没有追问岳芸为何惨，母亲以后也没提。我从不知母亲在外上班，是和一个疯子住在一个房间里，更不知道母亲曾被陪斗的事。那年除夕我非要陪母亲去船厂加夜班，母亲的宿舍里，没见着别的人，也许岳芸睡着了，也许她恰好不在。
“文革”对我而言，充满恐惧，中学街上两个由旧寺庙改造的学校，红卫兵给老师戴上尖尖帽，在台子上批斗，他们胸前挂着厚重的大木板，在他们的名字上面写着可怕的罪名。我亲眼看见有一位老师被扯着头发撞地面，直到那脑袋撞成一个大肉饼。在场的人没一个叫停止，仍在高呼口号。那时每隔几天便有人狂跑着从院前大门经过，跳进长江里。那些山上山下神秘的防空洞，成了堆无人认领尸体的地方。革命造反派在江上开着登陆军舰，朝两江开炮，朝天门码头出现坦克。炮弹就在我的耳边飞啸而过，我和三哥五哥这些孩子趴在八号院子外的石岩上，看江上大战。
父亲为了把我们叫回去，差点被炮弹击中，他双手抱头，就地一滚，身后的八号院子厨房砖墙出现一个大窟窿。都说父亲人好命大，有菩萨保佑。
二姐参加了“八一五”，大姐从农村跑回重庆，参加了“反到底”。母亲没有参加派性。有天夜里，二姐与母亲辩论得很厉害，说母亲革命不积极，应该斗私批修，她流利地背出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大姐与二姐交上锋了。最后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喝住两姐妹，说：“革命，你们懂啥子革命，等你们懂的时候，你们的亲妈都没了！”
母亲从未那么凶，勒令大姐马上回到农村去，要二姐跟着大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