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第一次听母亲的话，第二天就回三峡了，否则按照大姐的性格，她必然去外面折腾出一个天翻地覆来，结果一定是悲剧，弄不好，掉了性命。二姐不听母亲的，当晚走夜路回到师范学校。那个夏天重庆连续高温，热到蚊子都受不了，纷纷撞墙自杀。二姐还是不肯回家，好几年她都不理母亲，认为母亲没革命觉悟，她看不起母亲。

那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母亲戴着一顶帽子，母亲不让儿女们看到她被打破了头，也没让父亲知道，她自己把头发剪齐整，对父亲说，短头发洗起来利索。连我这个非常在意母亲一举一动的小女儿，也没注意。外面世界太血腥，革命轰轰烈烈，相比之下，母亲的这些小小穿衣变化算得上什么呢？像三哥，参加红卫兵队伍，爬上了火车，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首批接见，全国各地革命串连，连家都不落。

那个夏天江水泛滥，涨到两岸轮船有好几天不通船，即使通船，也限定了时间，只开几趟而已。

母亲每周末都走山路回家。好些地方被水淹，只得绕道，要比以前多花一个小时，她回来怨声载道，有时生气，不吃饭。父亲每天一早去看江水涨退情况，然后慢慢走回来，在堂屋抽他的叶子烟，什么话也没有。那段时间家里和外面都是乌云笼罩，阴暗，充满恐惧，随时都会有暴风雨降临，我过得战战兢兢，不敢造次。

我和春姐朝中学街路口走去。站在石阶上看那人来人往的路口，众人都走得昂首挺胸，自自然然，平常如昔。可我的母亲不是这样走路。记得我未上小学前，有一次坐在这儿的石阶上等周末回家的母亲，我久等她不来，就看那路口磨菜刀的师傅，他的袖子卷到手臂，磨十几下，把刀口放在眼底下瞧瞧。我突然看见母亲从右边小路上走来。她走得很紧张，忐忑不安，又小心异常，仿佛路上全是地雷，一踩就响。可是当她看见我，马上就笑了。我朝母亲走下去，面前出现了一个高台子，母亲被人凶狠地推上去批斗。

我摇摇头，阻止神思这一恍惚，难过地低下头。

春姐说，“都过去了吧。”

她眼里有泪，她说的话，大半是对她自己而言。人都生活在过去，想忘记。说得到，做却难。

我说，“我们回去吧。”

我和春姐一起慢慢往六号院子走。她说，她在母亲的抬工班不到半年，就到油漆组工作，与母亲的往来就少了。后来，她的命运变了，去了日本。“我怀念那种时候，我更想念你妈妈，可惜我没早来看她。”她感慨地说。

我向春姐打听起翦伯伯来，她想不起来。但是她说，“你问一个叫王桂香的人，那是你妈妈的同杠子连手，她俩关系很好，她一定知道。”

问题又推到王桂香身上，她成了解开母亲好些谜团的关键人物。可是王桂香没来参加母亲的吊唁，大姐说是通知不上。这根线断了。

春姐没待多久就离开了。她一走，大姐与大姐夫就吵起来，大姐说，大姐夫应该让春姐给小米一份日本餐馆的工作，就是端盘子也行。大姐夫解释说，那儿的架势不是夜总会，只要女人有三分姿色就可以，服务员个个是经过严格培训的餐饮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居多。

大姐气坏了：“你话说得多难听，你不就是护着前妻家人吗？你存心不管我女儿！难道你娶了妹还想娶姐？”

三哥赶过来，阻止他们争吵，“你们也不看看是啥子时候，要吵，回家去吵！”

两口子住了嘴。

小唐回来了，小姐姐亲热地迎上去。陪他一起上楼：“手续都办好了？”

“很顺利，签个字就行了。”小唐说。

“我告诉你就是这么简单。”小姐姐说。

进门前，小唐停住脚步，一脸严肃说：“我是好人做到底，母亲的房子不是我的钱买的，我不会为难。现在房子的事，我办了，那也希望你说话算数。”

他话是说给小姐姐的，但也是对我而言，于是我说：“小姐姐对我说了你们的约定，你放心吧。”

“如果你不请我，我再也不会去你学校找你。”小姐姐说。

我们进了母亲的房间，房间里就我、小姐姐和小唐三个人。小唐说：“知道吗，这一路上我都在想母亲这一生真不容易。”

我问：“你见过妈妈的遗容了吧？”

“见过，她很安详。”小唐说。

我说：“你们信妈妈捡垃圾吗？”

“你听谁说的？”小姐姐惊讶地问。

“你信不信？”

“那要看谁说的。”小姐姐说。

小唐没说话，不过看上去他也很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