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记的都是我第二天就不肯再读的东西,在我看来记日记不过是懦弱者的习惯,孤独者的自慰,便把日记本抛开了。可是没过多久,又开始旧病重犯。
但是我在阁楼里,记昨天见生父,只有两行字:茶馆,馆子,电影院,枇杷山公园,缆车,过江,回六号院子,睡觉。
没有提一个人,记日记保密是无意中学会的,不是由于“文革”中许多人因为“反动”日记送了性命,而是我知道这种见面不能让家里人知道。父亲知道了,怎么想?姐姐哥哥们知道了,怎么想?母亲知道我对待生父的一些细节,怎么想?
避开总是对的,反正我也不想记住那些细节。
第二天,我见着父亲,什么也没表示,什么也没说,昨夜那股冲动早没了。睡眠真是个奇怪的过程,像一次死亡接着一次新生,过滤掉了痛苦,榨干这种那种的欲望和情感。我把蓝花布拿下楼交给母亲,母亲接过去后,我就做自己的事去了。家里哥哥姐姐都回来了,房里房外挤进挤出。院子里的邻居,似乎每家都来了亲戚,热热闹闹。母亲心神不安,好不容易瞅到一个只有我和她在屋子里的机会,她说:“那布,等一会儿,我带你去石桥广场,找裁缝给你做件新衣服。”
“那是他给你扯的。”
“不要骗妈了,我当然晓得。”
我不理母亲,专心剥大蒜皮。
“他对你好不好?”母亲与我提生父总是用“他”,母亲不会不知道他对我怎样。她这么说,是要我承认生父,是想与我谈他,现在终于等到一个人和她说她心里的人了。她热切地望着我,等着我回答。
我说:“一般。”一副不屑谈,也看不上的样子。我并不惶惑,一个提供精子的父亲,一个提供抚养的父亲,我知道哪个更重要。
母亲在屋子里东磨磨西蹭蹭,过了好大一阵,说不带我去找裁缝做衣服了,裁缝收费贵,还做得不满意。她拉亮灯,将桌子擦得很干净,把那块布铺平,洒上水。拿出剪子尺子粉饼后,她嫌桌子不够宽,又把布移到架子床上。
给我比了尺寸后,她问我是做衬衣呢还是做套冬天棉袄的对襟衫。不等我说话,母亲自作主张,说夏天已过,还是做对襟衫吧!她仍旧是那个一意孤行,不用听我想法的母亲。
母亲一边用白粉饼在蓝花布上画着线条,一边说,你大概不知道,他当时在法院认了每月给你十八元,每个月付,直到你十八岁成年为止。每月按时寄钱来,没拖延过,后来二姐教书了,就把钱寄到二姐那里。二姐单位和我们院子邻居一样,有人汇钱,总有人问来问去,二姐怕引起麻烦。他就把钱送到他老母亲——你婆婆那儿,我再过江去取。你婆婆是个老实人,每次见到我总留我吃饭,说她儿子命苦,连亲生女儿也不能认。他是个穷光蛋,哪个城里姑娘肯嫁他?不得已到农村做了个上门女婿。
这么些年母亲没见生父,通过我的婆婆,她对生父的情况应该是知道一二的,同在一个城市,却要强迫自己做得如路人一样,我觉得母亲是中了魔。
“他从不要求见你,他知道一个私生子在人们眼中是怎样一种怪物。”母亲说,“这个社会假模假样,不让人活也不让人哭。”
看见我没搭话,母亲又说:“六六,你不晓得,他自己过得又穷又苦,这十八元钱不仅养活了你,在最困难的时候还帮了我们全家。”
那么我的学费不也在其中?我想,但我不愿再问。
母亲的话没有使我感动。他是我亲生父亲,他该抚养我。给我的钱,你们用了,也从未告诉我。这个朝夕相处的家根本就不是我的家,我完全不是这个家里的人,我对家里每个人都失去了信任。
母亲告诉我的有关生父的一件件事,他的农村妻子,两个儿子——我的两个从未见过面的弟弟——我的婆婆,等等。我不欢迎这些人拥入我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已够乱的了。
生父一直住在厂里集体职工宿舍里,一周或半月才回一次家,他是个好父亲,也是个好丈夫。一个人省吃俭用不说,他收厂里食堂工人倒掉的剩菜剩饭,收没人要的潲水,担回家喂猪。为怕潲水荡出,先用一个扎实的塑料袋系好,再装在桶里。为了搭到农村去装货的卡车,他挑着潲水桶,常常站在马路边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碰到好心肠的司机,能搭上车;碰上不客气的,遭人臭骂:“挑脏东西的龟儿子,滚远点!”这时,就只能去乘闷罐车。
挖地种菜浇粪施肥,哪样都抢着做。两个儿子背着背篓出去打猪草,他和妻子一起蹲在地上切斩猪草,煮猪食。猪吃得快,长得慢,到年终够重量送去屠宰场杀,卖猪的钱,那是家里的生活开销,包括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和衣服。他深夜还在野外池塘边洗满是泥土的蔬菜,准备第二天赶场卖几个钱。
他的生活境况如此穷惨,母亲也是前两年才知道,此后母亲就未再去我婆婆那儿取我的生活费。“他以前假若穿了件像点样的衣服,就在我面前虚荣兮兮地说,你看我像不像个少爷?我笑他臭美,说他当少爷的旧社会早过了。”母亲心疼地说,“他落到那种地步,也从来没迟给过你的生活费,每月十八元,那差不多是他一半的工资!”
我说:“我才不信,我谁也不信。”我的意思是说,父亲够好的了,母亲你不该老是牵挂一个早已是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父亲的男人。起码我就不想,只有父亲才是我心里唯一的父亲,父亲对我比家里其他人对我要好得多。看到母亲站着发愣,我直截了当地对母亲说:“你该忘掉那个男人,他的一切和我们家没有关系。”
母亲瞧着我,半晌,才说:“六六,你恨他,我以为你只恨我一人呢。”她把已剪了一只袖子的布一揉,一屁股坐在床上,气得不停地摇头。
送大姐到轮渡口,我俩站在江边一个岩石上。大姐说:“我问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回答我。妈是不是带你去见了那个姓孙的?”
我很吃惊。
“我就晓得,你俩都不在家,你还抱了块花布回来。这么十多年妈都熬过去了,但终于还是忍不住,还是没忘他。”大姐得意地笑了,“他啷个样吗?”
“是我要见的,”我平淡地说,“他早安了家,有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