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碗柜里取出坦平的土碗，我将两个包子放在里面，小心地把粘在包子上透了油的纸揭去。碗柜上有碗稀饭，我又渴又饿，端起稀饭，稀里呼噜一阵，统统灌下肚子。

父亲进屋来，我拉亮电灯，虽然光线昏黄，但房里的床、桌子、五屉柜比先前清晰多了。

“爸爸，你和妈妈的。”我把装包子的碗递给父亲。

“你呢？”父亲没拿。

“我已经吃了一个，这两个是你们的。”

“你连撒谎都不会，五角钱哪能买三个这么大的肉包子？”父亲说，“你喜欢吃，你就吃吧。”

正说着，母亲端着碗筷进来，把筷子插入墙上的竹篓里。“六六，一早你就没影了。也不帮妈举杆杆晾衣服。人一大就不听妈的话。也是，竹子都靠不到，还能靠笋子？养这么多儿女，一个不如一个。”她越说声音越不耐烦。

我说，妈妈你别念叨我了，我有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呢。

母亲也看到碗里的肉包，果然十分高兴，竟然忘了问买包子的钱是哪来的。“买这么贵的东西做啥子，你去哪儿了？”

我说，我去石桥了。

她拿起装包子的碗，想起什么似的，问我在石桥哪家馆子买的？

我说，当然是水馆子，每个人都说那儿的肉包子肉饺子好。真是人多得很，还排队。

我的话未说完，母亲手一甩，把碗撂回柜上。她扶住绷子床的柱头，干呕起来。“水馆子的包子。”母亲恶心地摇头，她接过我递上去的湿毛巾，拿在手里坐在床沿上。

“你这人太疑心了点。”父亲不快地说。

“哪是疑心？”母亲说，“那是啥子年？”

从母亲不太连贯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个大概：灾荒年水馆子的包子是用小孩的肉剁烂做的馅。吃了包子的人还想吃，这才生意红火，就像现在火锅店里的人，往汤料里放大麻根、罂粟秆一样。当年有人发现馅肉里有手指甲，告发了。公安局把开馆子的夫妻给逮了，馆子给抄了闭了，好多年，店才重新开张，归了街道合作企业。

“街上老太婆瞎嚼嘴。”父亲说。

“那阵子肉多稀罕，可水馆子的肉从哪儿搞来的？而且鲜得要命，比味精还鲜。说没证据，也有证据。”母亲说和她在一起抬了一两年石头的联手，联手三岁的娃娃也是那阵子失踪，连个影也找不到。联手最先一说起泪就吧嗒吧嗒地掉，后来不哭了，就跳进中学街操场坝那口古井。尸体烂在井里发臭才被发现。那口井也就封盖起来。母亲说这个联手最好，在一起抬杠子，从不把绳子往母亲那头移。

“你小声点行不行？”父亲正色道，“六六买的包子，她都舍不得吃，你不吃就算了，让她也不敢吃，还尽扯些无根无据的事做啥子？”父亲跨出门槛，到堂屋去了。

母亲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小声点，小声点，犯得着吗？反正我老了，不怕。”房间里没有父亲，母亲的声音降了下来。

我盯着柜上装有包子的土碗，那饥饿年代的传说，在我出生之前，我用不着害怕，但我的生日就变得没意思极了。我从母亲旁边擦身走过，拉开五屉柜左边第一个抽屉。

“你在找啥子？”母亲注意到我毛手毛脚。

“信。”我手不停，翻检针线盒、剪刀、纽扣、梳子，恨不得把整个抽屉端出来，倒在地上翻个通快。“大姐的信呢？”我问。

母亲说不在那里。她扳起枕头摸摸，一支小巧的口琴从枕头里滑出。我伸手去拿，母亲一把挡开，样子不是很凶，却有点出乎我意外。母亲怎会有这东西？看上去是什么心肝宝贝似的，而且她犯不着对我如此。我从小没有玩过任何乐器，不管哪件乐器都不会，玩具，也只玩过一个母亲手做的布娃娃。

“哦，我忘了，肯定早晨洗衣服给洗掉了。”

母亲说，她好像在掩盖什么事。我想她是故意的，并且不让我看大姐的信。大姐一定告诉母亲一些事，母亲生气，当即就把信撕了。

“我不相信。”我说。

“你今天吃了火药，老跟我顶嘴？”

“大姐已经回来了，今天早上有人看见的。”

“看见就看见的，她爱回哪回哪去，只要别迈进我这个门槛，我就谢天谢地了。”母亲的脸垮下来，一听说大姐回来，母亲全没了平日盼望的劲。

母亲又开始骂大姐是个惹事祸害虫，不争气，从不听她的话。跳楼、退学、嫁人，哪一样事大姐问过她？要不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六六，”母亲看着我，“你小小年纪也不听妈的。”

我说，“我哪点不听你的？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起码，我连选举权被选举权都有了。”这话丝毫没能达到提示母亲今天是我生日的目的，反而使她情绪更坏。

“哟，还知道选举权？”母亲用嘲笑的腔调说，“谁要我就给他，哪年选举不是服从规定就一个格子画圈？教训我们：字都认不得，还要民主？”

我几乎要叫起来，妈妈，今天是我生日，你怎么会记不得？

潜意识中，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生日不是一串数字中的一个，而是一溜儿不准逆转的念珠中最特殊的一个，数过去，就会触到许多不可知的禁忌。我本能地恐慌起来，想哀求母亲抓紧我。这根维系着我和命运之间的绳子，是个定时炸弹的导火线，在一点点闪出幽蓝的火花，我感觉我已经准备跨出这一步，今天，就在这刻，我必须向母亲点明。

我走到门槛边，身体靠住木门。木门在半闭半合中承受我身体的重量，悠慢地吱咯响。我索性把门关严，我内心怕得要命，费了好大劲才稳住自己。然后，直撞进题目中去：

“你女儿即使被人划了脸盘子、镪水泼毁了容、强奸杀死了，你也不会哭第二声。”

“啥子意思？”母亲厉声问。

“有个男的总跟着我。”

母亲忽地一下站起，走过来，她用手摸我额头上沁出的汗珠，“有这种事？”她盯着我的眼睛。

我故意扭过脸去说：“我在撒谎，你就这样想好了。”

“我就晓得你这个人。你不搞得我不舒服，就要搞得自己不舒服。”她嘴里这么说着，眼睛还是没离开我身上，忽然她推开我，拉开门冲了出去。

大约十来分钟，母亲回来了，喘着气，对坐在桌旁的我说：“我就晓得你在撒谎，啥子人也没有嘛。”她喘定了气，接着问：“这男的像啥样子？有多久了？你啷个不早给妈说？”

看到母亲是真着急了，我也害怕起来：“好久了……不止一次。”

我说那跟踪我的人既不是棒小青头，也不是涎脸涎皮的骚老头，是比这两种人都还危险的一个中年人。我没正正面面看清过，要看清了，也不值得给你说了。我最后一句话，是有意气母亲的。

“啪”的一声，母亲把房间里的电灯关了，火气旺旺地吼道：“去，去，滚到阁楼上去。”

我一步跨出房间，把房门摔上。

我在堂屋站了一会儿，憋着气上了阁楼。

想着母亲一个人坐在黯淡的楼下屋子里，我拿着书本，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不知她心里在翻腾着什么。我伸过手去按单放机的键，它像一个小搓衣板，是四姐和德华几个月省吃俭用买的最便宜货。我们走路都异常小心，怕碰翻桌子摔坏了这个全家共享的宝物。

“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这首半个世纪前在这座山城被唱得烂熟俗气的歌，有三十年之久是绝对黄色的禁歌，直到这一二年才从革命歌曲的重围中又冒了出来，带着古怪的诱惑味。以前听，多少能使心绪改变些，但这个下午一两点钟，却让我更加焦灼不安，在阁楼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长这么大，我是头一回如此牵挂着母亲，于是我关掉音乐，下了楼。

母亲不在屋子里。奇怪，她上哪儿了呢？

父亲正蹲在院外空坝上，满手黑乎乎，捏打着煤渣饼团。

父亲若不是特别需要，谁去主动打帮手，他会不高兴。母亲相反，她经常故意不叫，考验我们做儿女的，谁最勤快，谁最与她贴心。

院里院外都没母亲的影，找不到她，我回到堂屋，在门槛前愣着，有人在我身后叫：

“六六。”

我顺声回头，是大姐，她手扶我家的门。

我早上遇到的老太太说的事是真的，大姐真是回重庆来了。我这么一走神，就听见大姐不耐烦地喊：“六六，你耳朵聋了？”

大姐用水洗过脸，“啷个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边问，边拉开五屉柜抽屉，取出一把断了齿的木梳，又找到四姐用的一个小圆镜。她吹了吹上面的灰，对着小镜子梳一头乱糟糟刚烫过的头发。

我半年多未看到她，她没大变化，脸圆了一点，身子丰腴了一些，眼珠比以前更灵动跳跃。

“爸爸不在家吗，我不在家，怎么说没人？”

“哟，说不得了，”大姐脸上有了笑容，“幺妹，你书比我读得多。”

我忘了母亲不愿拿给我看她的信。我的心思不在上面。“我没一样事顺心。”大姐说着，接下来必定又是她那套离婚经，该怎么办？

我赶紧接过她的话，说：我知道你早就回来了，何必搞得怪里怪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