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回家,家里比平日多了一菜:豆豉干煸四季豆,照旧熬了个酸菜汤。
我在楼上拖地。说拖地,不过是把弹丸大的空地弄湿,降降温。两张木板床几乎把阁楼的空间占满,一张矮小方桌,我学习的时候才架起来放在电灯下。常常忘了拆,人经过得侧着身子。地板薄,两层夹板里,耗子在里面不停地跑着。我尽量把拖把的水拧干,以免水直穿过地板,滴到楼下正屋。敞开的天窗没有引来风,刚洗了澡,又是汗腻腻。
“六六,下来吃饭。”四姐站在堂屋叫。
我提着拖把水桶,走出来。从木廊望下去,四姐碗里的菜,喷香,绿绿的。她脸瘦了一圈,可能是因为当建筑工人,天天日晒雨淋,面颊皮肤紫红得像个农妇。她比我好看多了,身材苗条,一米六二,比我高整整三公分。只有牙齿不整齐,我们姐妹几个牙齿都长得挤挤歪歪。“换牙齿时尽吃泡酸萝卜,不听话。”母亲骂我们。
我下楼和父母一起坐在桌前,刚端起饭碗,五哥悄无声息地进屋,在靠门右侧洗脸架那儿洗手。他的背影像个女孩,肩比较窄,头发也不浓密,五官长得细巧,但上嘴唇有道明显疤痕。五哥生下来,上嘴唇就豁,吃东西时裂得更开,样子很丑。母亲看着伤心,就怪父亲,说父亲在她怀五哥时,在家门槛上用柴刀砍柴,叫他别砍,他不听,砍得更来劲。
半岁时五哥在地区医院做缝合手术,手术做得太差,粗针粗线,拆线又马虎,伤口感染,嘴唇正中间留下一条很不美观的痕迹。他大我四岁,已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晃然一看,却比我还像孩子。他尽量不开口,比父亲还沉默寡言,可能是怕人看到他,就会注意到他的嘴。五哥在造船厂做电焊工,有便船就搭乘回家,没有便船就走两个半小时山路回家。
昏暗的灯光下,我们一家五口围着桌子吃饭。
院子里的人,喜欢到院门外的空坝和石阶上去吃,邻居乡亲,互相不必请就可以夹对方碗里的菜。一言不合,筷子可能就对准对方脸,破口大骂。火一点爆,碗就扣在对方头上,稀饭混着血往下流。马上,就满街是边看热闹边吃饭的人。
桌上清汤寡水,不值得挤在一起,父母却不允许我们端着饭碗到处跑,倒不是我家特别讲礼,而是尽量躲开邻居。院里街上的人瞧不起我家,父母情愿待在家里,我们家的孩子最多也就在堂屋或天井站着,不像其他人家的孩子吃到院门外,蹲在石坡上,甚至吃过几条街,吃到江边去。
五哥端着饭碗,坐到堂屋里一张矮凳上,紧靠房门。
母亲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就开始说,她才五十三岁,厂里人事部门说她病多,要她提前两年退休。若回家,只能领一点儿津贴。
屋子里的人都握着筷子,停住吃饭。我问母亲,那样一月有多少钱?
“二十八块不到。”
见我们没说话,母亲又说,“以前二十八块钱还管用,现在就不值钱,工资、退休津贴往上提升,慢得眼珠子都望下来了。看嘛,六六,你上高考补习班,就缴掉二十块,读书有啥用?我们家既没钱又没路子,供养不起你上学。”
母亲在上星期天也提过退休缺钱的事,让我别再考大学。但这次话几乎说绝了:希望我马上去找份工作做,补贴家里。大学教育是个无底洞,再负担我四年的学习生活。哪怕读完大学,没后门,毕业时只能“服从党的需要”,不知分配到什么鬼地方。我们全家工人,在这个号称工人阶级掌权的国家,“权”与我们从来没一点儿缘。虽然这个时候,我们家孩子,除我之外,都能靠双手养活自己,不再去江边挑沙子卖钱。我们家生活与我生下时没多大变化,邻居有办法的都离开这破院子,我们却在老地方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
母亲说我不懂做父母的苦心,他们一生为儿女操劳,假如家里稍微有点钱,父亲的眼睛就不会坏到现在这个地步。要是有点钱,重庆的医院治不好,还可以到上海和北京的眼科医院去治。母亲一边念叨,一边给父亲夹一筷子四季豆。
我从小就发誓:等我长大后,我什么都愿去做,什么都舍得,只要能有办法让父亲的眼睛医好。但在这时候,我哑口无言了。
母亲没看我,心思很乱。桌上酸菜汤已见碗底,酸菜余下不少,母亲往父亲碗里夹。
“我已吃完了,你不要夹菜给我。”父亲的浙江口音说快了,本地人听不清他的话,但我听得懂。父亲说:“六六要读书,就让她读,你不是也说过,有文化少受人欺侮。”父亲不爱说话,但一两个字就点中了要害。
“这事你别多嘴。”母亲寸步不让。
我气得起身离座,搁了饭碗,就往阁楼走。
我无法忍受委屈,我总没能力反抗。退让,反使我对抗情绪更强烈:我会很长时间不说话,一个人面对着墙壁,或是躲到一个什么人也找不到的地方去,想象我已经被每个人抛弃。我的自怨自艾会变成愤怒,刺刺冒火,心里转着各种各样报复的计划,杀人的计划,放火的计划,各种各样无所顾忌的伤害仇人、结束自己的计划。总之,让亲属悲痛欲绝悔恨终生,我却不给他们任何补救赎罪的机会。想到没有我以后种种凄凉的场面,连我自己也觉得值得好好伤心。
这么一路想下去,我竟然会感到伤害的切实,觉得肝和心脏在一块块爆裂,往我的胃道喷着鲜血,沿着食道往上猛升,然后我的喉咙堵住,气透不过来,咯咯地冒着血腥的泡沫。有时,我感到我的肠子痛苦地绞起来,打成一个哪个医生也解不开的怪结,肠子里的东西往两头挤压,一股酸臭翻出我的胃,直冲到嘴里。急得我赶快去找药,父亲的小药箱里有一些包治百病的药:桂皮金灵丹、牛黄解毒丸、银翘上清丸,等等。
父亲问我出什么事了,我只说肠胃不舒服。他焦虑地看看我,帮我找他觉得合适的药丸:清火的,祛风散热的,退火解毒的。拿了药我赶快走开,不想告诉他肚子怎么又会突然难受起来。
过后,父亲爬到阁楼上来,问我好些了没有。
他好几次说,不要紧,你这肠胃是生下来的毛病:你恰恰擦边躲开了饿肚子的三年困难时期,是福气。但这边擦得够重的,你在娘胎里挨了饿,肠胃来跟你要债。为了让你母亲不挨饿,也就是让你不挨饿,这一家子淘了多少神,伤透了脑筋。
从我的生日推算,母亲怀上我时,是1961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饥荒最后一个黯淡的冬天。仅仅我们这个四川省——中国农产品最富裕的一个省,美称“天府之国”——就饿死了几百万人,全国饿死的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大部分人饿死在1959年、1960年、1961年冬天的冰雪中,以及1962年“青黄不接”的春天。
对这场大饥荒,我始终感到好奇,觉得它与我的一生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使我与别人不一样:我身体上的毛病、精神上的苦闷,似乎都和它有关。它既不是我的前世,也不是我的此生,而是夹在两个悬崖间的小索桥。我摇晃着走在这桥上时,刮起一股凶险的大风,吹得我不成人形。
有一天我问历史老师我出生前的大饥荒,他脸色忽然变得很苍白,眼睛移开了去。我惊异地问他怎么回事?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猛地站起来,走到窗口,双手狠抓头发,静止在那儿,过了一阵才开口,“别相信你的肉,别相信你的骨头,把石头扔进腹中。灰火咝咝作响时,我们就能抛开天堂危险的重量。”
我吓得呆住了,他朦朦胧胧的怪话,在我听来,比几千万几千万的死人数字更令我震动。
过了很久,他才平静下来。我才知道,他个人开始挨整,就是在那时候写了一封信,向中央政府反映四川饥馑的现实情况。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而我还没出生。信被退回地方公安部门,他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拘押检查。他写的只是说这场饥荒是干部造成的。干部们都讨好上级,往上爬,集体哄瞒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们一连好几年坚持谎报特大丰收,饿死多少人,没见一个人承担责任。
大部分老百姓是不说这些事的,他们软弱而善忘,他们心宽而不记仇。
饥饿与我隔了母亲的一层肚皮。母亲在前两年中一直忍着饥饿,省下粮食给五个子女。当时这个城市成人定量二十六斤,“主动”节省给中央两斤,节省给本省两斤,节省给本市两斤,节省给本单位两斤,落到每个人身上只有十八斤,其中只有六斤大米,其余是杂粮——玉米、大豆、粗麦粉之类的东西。四川人很少尝过饥饿的滋味,饥荒一向是水土流失的黄淮河流域的事,在长江嘉陵江流经的肥沃土地上,粮食从来像年轻人的毛发一样茁茁壮壮。
我们家的五个孩子,都在生长发育期,个个都是抢着要吃。
要吃,也有办法:买高价饼,一个饼要两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两天的工资。我们家一个月的余钱全用来买这种高价饼,也只能每个人半个。过什么节下决心后才去买一个饼,遮遮掩掩拿回家,每人一小角。
三天两头,便有公安局带着手铐,将我们家附近这几条街上的一些人铐走。抢国家粮食仓库的判刑,全是十年以上。再饿死人,国家的粮仓必须满满的,预备与苏修美帝打仗用。说野猫溪一带的人,十有七八做过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真是一点也不过分。为了填饱肚子,很少有几个人能够响当当拍胸膛说:我们家一清二白。我们院子里有一家人,四个儿子有三个进监牢,轮换着出出进进,才使一家人没饿坏。
菜也是按票定量供应的,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卷心菜连菜带皮一起卖,不然,菜边皮都会被人哄抢。做豆腐滤下的豆渣,也是定量分配的东西。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渣,挤压成紧紧的一个大圆盘,是美食,有后门才能弄到。老百姓能自己弄到的食品,是榆树的新叶,是树皮剥开露出里面一层嫩皮,在石磨上推成酱泥。那年四川树木被毁掉不少,就是这样剥光皮后枯死的。野菜野蕈,早就被满山坡转的小孩,提着竹篮子、背着小筐摘尽了,抢吃野蕈中毒的孩子多得让医院无法处理。
大姐带着弟妹们,到附近农村去采一种与草不太能分清的香葱,她让弟妹们在草里找,自己钻进农田里偷菜。农民守命似的守着几棵菜,一发现就拿着长棍子猛追狠打。大姐的背篓里,偶尔才有点又老又硬的菜根。
三哥决不会跟着大姐去挑野菜,也不屑与其他小孩在山坡或田坎上慌神地打转,也不在那些蹲坐在江岸石礁的垂钓者中求运气。他靠江吃饭,再冷的水也敢跳下去。只要看到有什么像食物的东西从上游冲下来,什么菜皮、菜叶、瓜皮之类,他能游出好几里,跟着目标不舍。直到把那东西捞回岸,带到家里,让母亲用水冲洗干净,去掉腐烂的部分,做上几口菜。有时,还能捞双破塑料凉鞋,拿到收购站去卖几分钱。
他不是总那么幸运:江上大部分时间只有泥水滔滔,他常常是两手空空,回家还得受大姐嘲笑。但他还是幸运者,有不少用这种方式寻食的孩子葬身江底——从西藏雪山一路奔下来的江水,一年大部分月份江水冰冷彻骨,在水里一旦抽筋就很难游上岸,眼睁睁被江水卷入旋涡。这些孩子,本来就已经饿得没有力气。
一个孩子用各种方式采集回来一点可吃的东西,有功当然有权多吃。三哥从江里捞回一把萝卜缨的那天,他的脸骄傲地在家人面前转动,吃东西时,故意发出响亮的声音。
哪怕一家人,每个人都眼珠瞪得好大,生怕自己少吃了一口。有时他们还为互相偷藏起来的食品吵闹而大打出手,大姐个儿最大,吃亏的自然不是她。
偶尔从船上回家的父亲挥着瘦削的手臂,用竹棍赶散扭打的孩子们。父亲吃得最少,有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