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我搬去，要租一个面包车把我东西全部装走，我没同意。丈夫那段时间很难过，我更是内疚，A悲伤不已，她的父亲也在这个夏天去世。我两个地方住，在丈夫这里，我住顶层自己的书房，有一个沙发床。P非常不高兴，他一直劝我搬走和丈夫离婚，他自己和A离婚。丈夫很支持我，他对他的情人说，若是我和P结婚，也算是一件大事，和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结婚比跟一个英国王子结婚更让人羡慕。丈夫把这件事看得很重，与我办离婚手续，说我与人有奸情，快速送上法院，等着法院同意。

过圣诞节，说好P和A及孩子们过新年之后，我们去西班牙，作为补偿。因为这是他告诉孩子们后父母分开另组家后的第一个节日。可是Box day那天P因为想念我，中午跑到我的住所来看我，A知道后，与他大吵，一个杯子扔过去。她打来电话，不停地骂我。我放下电话，她又打来。不停地打。正好P在公寓里写作，她整个晚上都在发疯地打电话。

新年过完，我们去马德里，租了车从北到南旅行。他给A打电话，我给一个女友打电话，可是他生气，以为我是和丈夫通电话，结果我让他听电话，的确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丈夫要让P在这度假时润色我小说的英译，那是丈夫做的草稿。P做着就很生气，认为我丈夫有意破坏他的度假。他说你知道一年我才有这一次度假，而且是第一次和你，可他要我们俩做这事。我当时认为P不愿意做，和他生气。那天晚上是我们第一次争吵，我出了旅馆房门，拿走钥匙，房间一下漆黑。他出来找我，可我没出旅馆，而是跑到后花园里。等我回去时，他看见我，我们彼此道歉和好了。但是整个旅程都有A和我丈夫的干扰，可怜我们并未完全脱离掉伦敦那个大大的包袱。我对他说我就是做他一个情人，也是知足的，我不愿意他离开他孩子们，大孩子只有十五岁，两个双胞胎只有十岁，我不愿意他离婚。P认为我是爱他不够。

从西班牙度假回来，他显得很不开心。第二天一早他去看孩子们，我回自己家。

之后我们再见是在丈夫的学校，P要跟着我，听说我要见美国来的一个朋友，等他见到那个人发现是个女的，他自己也觉得可笑。

鹰屋租期快到了，我们找了中介，在一个周末看了好几所房子，最后对Highgate一所公寓比较满意。这次我也下了决心和他搬在一块儿，他很高兴，建议我们去看一部电影。我们有意坐上公共汽车二层，看伦敦街景，到了切林十字大街，电影院正在上演改自格林的同名小说《爱的尽头》电影。电影结束后，我俩都没说话，电影里的悲剧沉重地笼罩着我俩。

他周日去看孩子们。

可能是对未来的生活害怕，可能是丈夫的压力，可能是我并未准备好要做这样的变动，我在那个周日躁动不安，我收到P写来爱我的传真，说A有情人，情人送她一个大戒指。我心里很难过。我写了传真给丈夫，说一个人在这儿，P回家去了。丈夫要我马上回家去。他说正好我的小姐姐也在，他俩坚决要我离开P，要开车来接走我。

之后的一切都像中了邪一样，那天半夜我一个人沿着运河走，一身是露水回去。早上我打了一个电话给P，他说马上赶回家，再去办事。我却写了一个长信给他，表示离开他，让他回到孩子们身边。我把信放在他写字桌上，头也不回地出了鹰屋。

我们是为了什么分开？我们到现在也没明白过来，什么大事都没有，只知道我们中间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有我丈夫，我们的心不像石头一样坚硬，我们想飞快地跨过去获得我们的幸福，我们没有做到。

有过多少次与他见面的机会，我都没有做，起码我可以再去那个公寓一次，我知道他在，但是我没有。他给我手机里留言，我没有打回去，他安排我与他介绍的文学代理人见面，要陪我，我没要他去。我走得坚决彻底，其实不是针对他，而是针对丈夫，针对伦敦，针对英国，我对自己这九年在这里的生活厌倦了，我要结束这一切。

很巧我的自传在国内出版，我要回北京。去中国使馆拿签证时，我给P打了电话，告诉他我要离开，他说我们要见一面，但是他晚上得去一个学校参加一个活动。我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到BBC旁边的教堂门前，到处张望我，我转到他背后，他一把抱住我，带我去旁边一个酒吧。

他买了两杯杜松子酒，放一杯在我面前，在我对面坐下，说他搬回妻子和孩子身边。他带来好些他以前送我的礼物，尤其是圣诞节时专门跑了好几个地方买的一件东方式的手织厚丝绸睡袍，我没有从公寓带走。他开始哭，我也开始哭，他掏出手绢给我擦泪水，说死后我们才发表那些为对方写的文字，包括两人一起译的我的诗集，否则我们彼此会受到不必要的麻烦，他经常受到记者的负面报道。

我们坐出租到Paddington火车站，又到酒吧喝了一杯，他高兴一些，不断地亲吻我，拥抱我，叫我要给他写信。我们一起朝火车走去，我们知道分别的时刻到了，他又哭了，我却忍住，目送火车朝前开了，泪水如雨点而下。那晚我就像一个鬼一样，一个人在伦敦游荡，到夜深才回到那本不是家的地方。

我去了法国南部玛格丽特·杜拉斯故乡一个文学节。P给我手机留言，他希望我顺利。从巴黎坐火车到那儿，旅馆是在一片小山丘上，可望得很远。我拿出相机拍了风景，躺了下来，盯着厚重的百叶窗，才意识到我失去了什么，在旅馆睡了八个小时，几乎错过晚上的演讲。之后我去了瑞典国际妇女节，本来P说要陪我去，一起和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见面，当然他不能来。我在开会期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要瑞典笔会安排我到他家吃饭，人们都很惊异，因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从腿不方便、不能说话后，几乎少有外事活动。我去了他的蓝屋吃饭，陪我去的朋友在火车上对我说，听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夫人说我应该和男朋友一起去，朋友知道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想知道我的男友是谁，我只回答人生变化无常。

从瑞典回伦敦第二天我就飞到北京，租了一个朋友在西坝河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