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一会儿,男经纪人进来,他个子很高,五十来岁,他问我有没有经纪人?
我说没有。
他说他要代理。
女经纪人一听,脸色都变了,不过嘴上倒是没说什么。
见面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出来后,陪我去的两个男人比我还兴奋,他们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样,仿佛我已成了畅销书作家。其实,我这个懵里懵懂走进英国文学界的人,对未来浑然不知。
两个经纪人拿着他的英译草稿在法兰克福书市上卖了十几个国家。他们请我吃饭,庆祝这个非常好的结果。吃完饭,男经纪人当着在座的人说,要开车送我回家,这很绕路,但他不管。
第二天他打开男经纪人寄来的一封信,当然信是给我的。信很短,句子很热情。但是他火气大,说我在晚上与此人发生了什么感情上的事,而没有告诉他。男经纪人不是一个坏人,他是否超出职业外和顾客之间的纠葛,本不是值得讨论的,他懂得生意经,做我的书做得不错,他甚至先出定金,让我写自传,并且售出,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的书本身不错。
那之后发生了好多事,他去澳大利亚看他的女儿和前妻,我又怀孕了,做了人工流产。我很难过,一个人蜷缩在黑暗中,听着窗外的老橡树被暴雨吹打发出可怕的声音。
那个夏天,他开始在停车场教我开车,因为我不得要领,他不停地朝我发脾气,态度坏到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后来听人说要想两口子关系变坏,就让其中一人教另一人开车。那年秋天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我作为作家参加。他为我准备了个人创作简历和西方出版社出版我书的英文资料。在记者招待会上,男经纪人看见这份资料,认为我有意要跳槽,大为恼火,几乎当场与我翻脸。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欧洲国家请我去做新书宣传。他从来不去,他本意是好,让我自由。那段时间,他是我最好的秘书和精神后盾,所有我与欧洲出版社往来的信件都是他处理,我所有的银行支票、银行账和信用卡也是他处理。
有一天他照例去学校教书,下午我与他通电话,他抱怨手头写的关于巴黎一朋友的论文是出自我的主意,浪费他的时间,他不仅在我身上花时间,还要花时间在我的朋友身上。他说,他在大学教书是教一些小学生水平的西方人,想回中国,而我不肯回。
我们在电话里争吵起来。他说你说死,那就去死吧。
我说我会的。
他说你是个口头主义者。
我放下电话就吞了半瓶他的安眠药。换了一件不常穿的白棉布半长衣裳,梳了梳头,躺在床上,心里非常感谢他成全我的心思。活在世上多难,没有一个人爱我,我也没能力爱人,更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
正好那位巴黎的朋友打电话来,我说了告别的话就搁了电话。他一听不对劲,再打电话,我不接。他焦急万分,打电话给他,他不在办公室,他只好找在伦敦的朋友。朋友又找朋友,找离我最近的朋友,把房门拗开,救护车也到了门前。
安眠药起了作用,我被抬着上车,好像是在做梦,我听见人说,“她的丈夫来了。”便费力地睁开眼看。暮色之中,他背着他沉甸甸的办公黑皮包,站在人行道牙上,朝我这边张望,那么无辜,不知所措。他真是很无辜,而且看上去那么孤独,那么悲伤。我好想痛痛快快地哭,之后,我便什么都不知道。
醒来是第二天早上,他坐在床边。他要带我回家,说是医生给我洗了胃,没事了,需要好好休息。一夜之间,他似乎老了许多,我心里满是内疚,对他说,对不起。
他听了,想说什么,却止住了。
医院联系了心理医生,每周去两次。心理医生头发灰白,问了好些问题,其中涉及我的身世和成长背景。这个人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功夫,对中国“文革”感兴趣,对三年大饥荒更感兴趣,对天安门事件感兴趣,对中国人到国外也感兴趣,对中国现代化及经济发展感兴趣,心理治疗成了我给心理医生上中国当代历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