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一遍遍涌来，今夜注定要失眠，打麻将输赢的叫声有起有伏，老有人上楼来拿东西，进进出出房间，开门关门都是重重一声。想着楼下空坝母亲停在那儿，入睡就难上加难。

突然一阵鞭炮炸响，看来又有亲友到了。按习俗，亲友到，得放鞭炮，亲友得烧香跪拜。

好不容易楼下安静下来。

我想，这下，可以勒令自己闭下眼，起码为了明天能打起精神。

可是大姐人未到，嗓门先到客厅：

“忠县乡下亲戚带来花生。来来，起来剥花生。妈妈死得划算，所有的儿女都回来给她吊孝，能到的晚辈，孙子外孙曾孙都到了，包括亲戚朋友该到的都到了，嗬，这方圆百里哪个老人能有这福气？”

二姐生气地接过话：“啷个不像大姐，吃一个甲子的饭，还不会讲话？”

二姐这一搭腔，大姐马上过来，抓住二姐的胳膊：“二妹，来来，睡啥子嘛，过来剥花生米。”

二姐披了衣服，戴了眼镜，跟大姐到了客厅。

床上空多了，我翻了一个身。小姐姐也从母亲的卧室出来，不快地说：“唉，大姐，你吵着我了。”

“你要睡着还能醒？”大姐笑了一下。

窗子上端有缝的地方，冷风飕飕。我爬起来，踮起脚尖去关窗子，又把房门关严，外边姐姐们的说话声小多了。

这个房间，以前属于父亲，还是同样的架子藤绷子床，不过他喜欢睡对着房门的一边。我进门出门，总能看见父亲闭着眼静思默想的样子。1999年6月15日，父亲去世，前一周，他突然把挂在窗前竹笼里的一对相思鸟放走。他只是有点咳嗽而已，拒绝吃药，最后一夜，几乎没有惊动任何人，呼吸不畅通，咳嗽了几声，一口气不上来，就闭了眼睛。当时母亲觉得不对劲，到父亲房间来，一边叫父亲。

可是父亲没有回答。母亲到他跟前，一摸他的手，已硬了，再摸他的鼻孔，没有气了。母亲一把抱着他，哇的一声哭起来。

母亲就是刚和父亲好上时，也没有这么紧地抱他，直到哥姐来，都不肯松手，她被自己的行为震醒了，原来生命里也是不能没有他的呀。

这种后悔和伤心一直持续了母亲整个晚年。灾荒年父亲走船没有消息，母亲与一个帮助全家人渡过难关的青年相爱了，有了我。这件事被弄得很大，闹上法院，最后母亲选择了父亲和六个孩子，生父只得离开。在我十八岁那年见了一面，之后生父去世。又过了好些年，我以此写了自传。

当我从伦敦飞回家时，母亲对我说生父，我知道她很思念他。父亲过世了，母亲说父亲多，绕来绕去常回到两人初相识之际。

重庆的袍哥头子在纱厂看中年轻美丽的母亲，娶她，有了大姐，可是对母亲不好。那是1947年春天，母亲带着大姐刚从袍哥头子家里逃出来，在嘉陵江边靠给人洗衣服过着小心翼翼的日子。父亲是驾驶，把拖轮靠在江边，他站在趸船上看见一个少妇背着一个小女孩在江边洗衣服。他送脏衣服来洗，有时衣服不脏，也送来洗，为的是能接近少妇。他帮她把背上的小女孩接下来，抱着孩子逗，吹口哨，地道的江浙小曲，孩子笑了。父亲每次都穿得整齐，有时来不及换掉船员制服，就直接带着一篓橘子和糖炒板栗来江边找她们。他穿制服肩是肩，背是背，腿很长，那有棱角的船员帽子把父亲的脸显得英气勃发，他的五官中，眼睛最亮堂，不小心碰上去，就像着火一样燃烧，母亲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继续洗衣服。春天乍暖还寒，沙滩变得宽绰，好些地方都露出长青苔的峭岩来，江水绿得透底，倒映着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子的身影。

从母亲的描述里，我感觉到她也一样爱父亲。

一个女人同时爱两个男人，这女人活得有多累，尤其是到对方离世后，才意识到这一点。亡羊补牢，晚也，可以想象，母亲有多恨自己。

大姐的声音高起来，隔着一层门，也能感觉到她伸长了脖子，分明她在为自己说母亲的话辩解：“我们是孝子孝女，还有孝孙，话没讲灵光，可鼓敲落到点子上，对头不对头？”她的脾气几十年不变，母亲对她生气时，总爱骂她是“天棒”，真是字字如针。

客厅里三个姐姐的声音突然小了，全是剥花生米的动静。没一会儿，小姐姐的哭声传来。“莫要哭。不就是那龟孙子的牲畜有了新欢，如此作践你，我们得把他扔进长江里喂鱼。”

那不是大姐的声音，而是二姐，说得一本正经，甚至恶狠狠，我不由得坐了起来。

小姐姐哭得更伤心了。二姐压低自己的声音，房外三个女人似乎头凑到一块。几分钟后，小姐姐打断她说：“好了，我不哭。”

“那你设法让他来。”大姐说，“这种人得让他晓得害人的下场。”

外边声音更低，我侧起耳朵，只抓着几个词：“……恶心……不让六妹晓得……会帮着……”

床里边的三嫂咳嗽了，以表明她在睡觉。外边换了话题，说起明天会有更多的人远途而来这里，与母亲告别，二十桌都坐不下，可能桌子要搭到外面空坝里，到时大肚猫会加收费用。

“收费多，不要操心，反正有六妹在，她比我们有钱，就该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