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没有任职，我不方便提出来，是因为怕银行不要我。现在任了职务了，再不提出来，就是我傻！对，应该向王显耀提出来。”许爱群对自己说。

其实，许爱群调入深圳前，在湖be某市的一个边远小镇当妇女主任。这个小镇和中国农村的大多数乡镇一样，家家户户要把农产品拿到集市上去卖，换回一些生活必需品。农民约定俗成，定下了集市日期（如逢农历尾数的1、4、7，或2、5、8，或3、6、9，作为集市日期）。农民每逢集市日期，不分男女老幼，都往镇里赶。在镇上工作的人，在这一天一般也不走，就留在镇上接待前来赶集的各村的重点户、村干部等人，给前来拜访的人倒茶送水、嘘寒问暖。这是乡镇干部很重要的工作。因为，你把他们伺候好了，实际上就给你自己开了一条生路：说不定哪天你就要下到乡下去，到了村里便有求于他们了。

许爱群深谙在赶集日接待村民，尤其是妇女、村干部的妙处。而且，她有一个小小优点，就是她在随机待人接物方面，在见人一面时还真像那么一回事，用一句时下体育运动比赛的行话来说。叫做“进入状态早”。见到来访的人，三言两语就把对方哄得像自己的亲姑姑、亲姐姐般受用。

中国的农民就是诚实，能记着别人的好，喝了别人一碗水，恨不得还人一瓶奶，是个有恩必报的群体。连**生前都赞不绝口，他老人家有点偏激地说，农民就是脚上有牛屎，也比知识分子干净。那北方深山老林夹皮沟长大的李勇奇，身兼工人和农民双重身份。他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山里人说话说了算。一片真心能对天！”让听过他说话的人久久激动不已，以至不能入睡。

话说回来，当年许爱群热情接待前来赶集的山村群众，算把工作做到了点子上。久而久之，这许爱群还真受到不少人的好评。着实当了几年先进。后来，市妇女联合会把她作为会做群众工作的能手加以弘扬。

做群众工作。不就是政治工作；“能手”不就是老师、师傅吗？因此。也不用什么考评，她的第一个职称就是“政工师”。几年以后，论资排辈，连500字论文都写不出的她，自然就成了“高级政工师”。当然，那时没有成立职称评审机构。以至后来调入深圳时，深圳的人事部门也没办法确认其资格的有效性。

有一句话说道：月有圆缺。有人根据自己的不同理解，在这四个字的后面加上诸如：“人有祸福”、“手有长短”、“水有清浊”、“天有阴晴”、“路有曲直”，等等不同的词汇。其实。真还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

话说当年许爱群凭着她那给赶集农民倒茶送水的手段，当上了半真半假的“高级政工师”和先进工作者，但在官场上却没有什么长进。这不能全怪别人，她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跟她的小小优点真是一对难得的双胞胎：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好，但与她相处久了的人，无不摇头。这在民主化逐渐风行的官场，当然很难找到位置了。因此，她仍然在小镇上当她的妇女干部，你要问是什么级别，若是说大一点是股级，若是说得正经一点，叫做工作人员。这种待遇，她当然不满意了！这不，穷则思变，不就在深圳见着她了吗！

一天，她真的到了王显耀办公室，对王显耀说：“王行长：我给你谈点我个人的意见。我俩都是共c党员，又是支委，有事揣在怀里很难受。”

王显耀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揣在怀里很难受，看着她，平静地问道：“什么事让你受委曲？”

许爱群说：“就是我个人的职级问题。”

王显耀说：“你说说你的看法、想法。”

许爱群说：“我是高级政工师，按照职级应该套处长的起薪点。说真的，要我当行长我不敢当，因为人家欺负我不懂业务。但弄个副行长还是有资格的吗！退一步说，没有行政职务，聘请我当个高级政工师也不见得不行吗！”

王显耀听出她是要官当、要待遇来了。心里想道：她提出的哪一条，如果真的给她落实的话，工资都比自己的高，看来得给她堵住。便说：“你当行长、副行长的事应该由总行任命。”

许爱群打断王显耀的话说：“你的意见也很重要哇！”

王显耀说：“现在的关键是以岗设人，不是以人定岗。我们的班子现在只是两个职数，弄多一个总行同意吗？职称的问题也是，总行在支行一级只聘中师，就是经济师、会计师、政工师、工程师什么的，你偏偏要弄个副高出来，不是我不同意，违反规定呢。”

许爱群看看没门，怏怏地说：“反正我的意见提出来了，同不同意，也就供你参考。”说完便走了。

王显耀看着许爱群离开的背影，心里不快。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心里说道：“还想当行长？”

他慢慢走到会客室，思忖道：“许爱群与夏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许爱群明目张胆要官当、要待遇；而夏天，在群众中的影响和业务水平甚至超过了陈作业，他只要稍加活动就可以当个副行长或者行长助理，而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夏天好像不太愿意当班子成员。”

王显耀在办公室踱着方步，暗下决心：“不要依赖许爱群，在行政事务上拆分到办公室的黄蔓延等人，在主要业务上交叉用夏天、陈作业两驾马车。不能受制于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