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也是凌霄十天事假到期的日子，合资的事情已经搞定，具体的工作也不需他跟着去忙，筹款的事情也开始由下边人在一项项具体操作中，他暂时没有当紧事要上班去了。

凌霄知道市里的机关比县里正规多了，工作作风不像县里机关那么散漫，他作为市公安局的新人，还是中层领导，初来乍到要遵守纪律按时上班，提前十分钟从家里出来了。

李天正昨天开着豪华面包车送钱晓东一家去省城了，顺便给他办一件其它事情，而他不打算上班的时候用小涵开车，便由他自己开着警车去。

驶到马路上刚要加油，腰上的传呼响了，放缓车速摘下传话看了号码，从旁边手包取手机拔过去，是纪检委办公室主任蒋世玄呼叫他。

“凌子，你打算干啥去？”

“上班，请的十天假到期了，给人家上班去。”

“哦，我盘算你今天就该上班了。”

“老兄，有什么吩咐小弟的？”

“是淑媛从省城回来了，想要聚一聚，中午推掉别的应酬吧。”

“好的，在哪碰头？”

“我把人招呼齐去找你吧，你在局里等着就行。凌子，那件事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呵呵，这才几天你老兄就等不及了？昨天才接上头把钱给人家留下，要等结果出来再快也得半个月以后吧。”

“嘿嘿，我也明白，就是顺口问你一句。好了，中午见。”蒋世玄关心的是一桩给自己买官的事情，凌霄正在活动帮他搞个有实权能捞大钱的好官。

蒋世玄现在已经是正县处级，而且还是在权威机关纪检委里的实权部门当主任，哪凌霄还能帮人家买到什么样的好官呢？

他是要帮蒋世玄买个县委书记当当，虽然县委书记一职与蒋世玄的职务平级，但蒋世玄现在的职务与人家县委书记没法比。

不说蒋世玄所管的办公室只是市纪检委下设的一个部门。就是市纪检委与一个县比起来地权责都差很多。

中国自古有“郡县治则天下治”之说，在中国的现行行政体制中，政权阶层是由中央、省（市、自治区）、县（市、区）、乡（镇）四级构成。县一级政权在党和国家的机构设置中处于承上启下地重要位置。其中，乡镇政权很不完整，通常只是具体管理任务的承担者，中央和省两级着重宏观管理。只有县（市、区）一级，既可直接面对群众，担负大量繁重的政策执行任务，也可以宏观管理者的角色出现，对一方地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各类公共管理事务产生实质的、直接的作用。按照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县级政权配备齐全，既有事务性部门，也有强权机构。连公检法等国家暴力机器也配备完整，它甚至还可以调动武装警察等军事力量。

而县委书记作为一县之帅，居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作用，权力和地位自然特别尊崇。市纪检委的办公室主任尽管权力也不小。某种程度还算县委书记的上级领导，但与人家县委书记的权责和地位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论公，一任县委书记干得好直接造福一方百姓，让百姓会对党“感恩戴德”，为党树立威信稳固政权地作用很大。干得不好，直接祸害一方百姓，严重地让百姓对党失去信任，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论私。县委书记天高皇帝远。是权倾一方的霸主，不敢说可以为所欲为。但只手遮天是肯定地。当个县委书记除了特别有官威，而且也特别实惠，只要胆子够大挖到的钱财可以车载斗量。

县委书记地权力和地位如此特殊，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权层级制度所致。

先说政治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一切，工农商学兵都在党的领导范围内。也就是说，而正是这种党领导一切的机制，使得县委书记的职权大到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地步。党最初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里地先进者和觉悟者组成，是代表着最穷苦人民利益地一支群众组织，是率领人民群众推翻腐朽封建社会创建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领头人。而革命成功之后，作为曾经地地下党摇身一变成为执政党，党对自身也重新做了定位，由领头人定位为领导一切的领导人，将中国的一切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领头人与领导人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作为领头人，在战争期间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牺牲在前享受在后；在革命成功之后，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而变成领导人之后，就成为脱离于原有群众基础执政者，是可以享受特权的特殊组织。

这其中的差别是，领头人仍然是群众组织，自始自终都在群众之中，是跑在前面为群众披荆斩棘谋幸福的先锋队。因此，只要还是领头人，就是能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贴心人，力量的源泉在人民中间，与人民永远是鱼水关系，失去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而领导人则成为了政权机构，开始脱离原有群众基础置身于群众之上，力量的源泉由普通民众转为政权，靠牢牢掌握政权来维系其生命和活力。在这种状态下，其领导干部中严于律己者成为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的好领导，可以造福人民；腐化堕落者就变成了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成为欺凌百姓的祸害。

两种定位孰好孰坏不言自明，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选择呢？

一方面是受老大哥的影响，把老大哥的做法生搬硬套到自己身上；另一方面是受本身思想的局限，在一个君权思想非常浓厚的国度里，重新打造一个新制度，难免要受到旧思想的影响，制度设计中就倾向于封建的集权制，把一切权利集中到党身上，党内又把大权集中在一把手一个人身上。

而这种类似于皇权的集权制度。在新制度建立初期很有必要，既有利于加强政权地稳固，又能排除各种干扰集中精力搞建设。只是日久之后就习惯和沉醉于这种制度之中。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个人享受到这种制度的好处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特权阶层后，便把这一高度集权制度当宝贝继承延续并不断地有所强化。

集权和民主是死对头，要想高度集权必然会压制民主，压制民主地结果就必然是缺少有效的监督。权力没有监督就得不到有效制约，其结果必然是乱用权力以致**丛生。

这问题上面不是不知道，也知道对抗权力过分集中的法宝就是强化民主，所以一直以来都在大讲特讲要加强民主制度的建设。但这会涉及到所在特权阶层地根本利益，因此历次改革从来没有深入触及到君权制度，党内的民主制度便形同虚设。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在选任党政群的领导干部这攸关重要职责上缺乏民主，少数人利用制度的缺陷搞家天下。选任程序走过场，凭他们个人的喜好来提拔选任干部。

就在这种政治制度背景下，县委书记作为县一级政权机构的一把手。不仅理所当然成为当地权力的至高无上者，还具有得天独厚地高度集权优势。一方面是天高皇帝远。上面的监察与管理难以到位；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县一级政权机构处在基层，面对地是社会最懦弱最愚昧的群众，下边地群众敢怒不敢言，在城市里不可行或不敢行的事情，在县里就可以堂而皇之甚而是肆无忌惮地进行。

在县这一级，真是只要有县委书记的一句话，完全可以搞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土政策。只要不是中央下达的硬性指令和政策。对他们自己没好处的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没有生活在县里的人们，是不知道一个县委书记的权利有多大。如果你能了解到县一级官场情况，就能了解到一个县委书记地权力可以大到你不敢想像地程度，且为所欲为的胆子也是你不敢想象地那些耸人听闻的不提，就提一件很平常的小事情，武兹县郭书记年初为了与曹县长购买高级轿车，就指令曹县长挪用了全县所有机关干部三个月的工资，至今都没有补上去。一般的工作人员都靠工资生活，很多人三个月不发工资靠节俭都没法维持基本生活，必须四处找亲朋借贷。

一个县委书记和县长为了自己的享受，居然连下边工作人员的死活都不顾，那还有什么他们做不出来的？